接过方舟子的枪——戳穿“公知” -- yangyizhqun 2012/3/4

接过方舟子的枪——戳穿“公知”

作者:yangyizhqun 2012/3/4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411255.shtml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被称为继亚里斯多德之后第一本综合性政治学著作,其在第二十一节“中华帝国”中评论中国人道:“一切因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谨以此两段话增与“公知”们。

哈耶克本人和《论法的精神》一书向来为中国的“公知”捧为圭皋,经济学类“公知”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文史哲法律类“公知”视《论法的精神》为圣经。无论真懂还是装懂的“公知”,谅必都能接受这两句话。恳请读之、思之。

是为序。

一、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

二、公民、意见领袖、当代鲁迅

三、南方系

四、。。。。。

。。。。。。。

一、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

知识分子首先得是掌握某方面知识的专家,但只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并不能成就“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技术专家、官僚、律师和学者们,我将他们归于“知道分子”之类。只有在品德上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在行动上参与社会意识,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的专家,方能称之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有二。其一是俄国,对十二月党人的称呼;其二为法国,以左拉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为标志,它源于人权历史上著名的事件,1894年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案件,包括雨果在内的大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为之辩护。以此标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我以为是准确的。

中国文化的底蕴中,缺乏孕育“知识分子”的土壤。战国年代,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自由的、激烈碰撞,是我国思想界的黄金时期,但只是哲学上的争辩、术之效用的争辩,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推销一种谋生手段,无论是儒道墨法名阴阳,都未体现出公共关怀和公共良知。秦汉以降,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基本束缚在儒道两家中,那么,掌握知识以后,就剩两条路可走,要么,达则兼济天下,卖出去了,是儒家;要么,穷则独善其身,砸手里了,退而为道家。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是靠了知识而生活的人,而不是为了知识而生活的人,这是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正如路易斯?科塞说的: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宋朝时,朱熹是第一个对“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的人,“存天理,灭人欲”。可腐儒和现代激进的“知道分子”们完全曲解了“人欲”,特别是现当代的“公知”们,习惯性地从自身思维的起点下三路出发,认为“人欲”就是“性欲”,而且只是“性欲”,所以偏见地认为朱熹扼杀人性、钳制自由。如果“知道分子”们能够将眼光抬高到裤裆以上思考,就能明白“人欲”所指,它指的是个人利益、圈子利益、特定人群的利益。朱熹是要求读书人,追求和坚持真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和特定人群的利益而肆意曲解和践踏“天理”。可以说朱熹在宋朝就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要求。在当代,陈寅恪和顾准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游学欧洲十几年,没拿任何文凭,完全是为了求知识而活,他表现出来的是人格的力量。而顾准的“有学术的思想”,则更多的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

公共知识分子,至少应具备这样的道德:“对公共事务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

当仁不让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还能举出两位,傅斯年和储安平。

傅斯年在抗战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坚持汉贼不两立,不录用周作人这些沦陷期间伪北大的教职员,这是从“良知”出发。在担任国民参议员时,两度上书弹劾,先后使两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去职,这是基于“理性”。李敖曾在《李敖有话说》中推崇傅斯年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同样,储安平表现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时,完全没有党见,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1947年3月8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写道:“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主张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这才是坚守“天理”的发声。同时,也撕去了利益集团的伪饰,从来“老百姓”都是利益集团为谋取自身利益而祭出的招幌。“公知”们的幌子上则写的是“自由、民主、理性”。

“公知”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现实的中国,“公知”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它属于一个有着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母体按社会学家的分类,叫作:新阶级。据说讨论新阶级最令人瞩目而又有新意的,当属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福柯,但我还是比较属意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因其浅显,我能看得懂。

作为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由专业人士的知识匠所组成,他们有技术和道德的优越感,喜欢将自己看成正义与法理权威的典范,批判式的言论是他们共有的意识形态。新阶级的目标是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新阶级与政权公开争论的话题包括:司法独立、学术自由、反腐败、保护消费者、公共政策、公务员制度等,以技术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进行斗争。他们最关心的是保障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基本战略是与工人、农民、无产者结盟,激化矛盾,再领导和操纵这个联盟。

六十年前,新阶级已经成功地操纵无产者联盟取得了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始终被新阶级成员所掌握,1921年——1965年,二十九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二十五位出国留过洋。作为同盟者的结局如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正在进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员的专政”。现今中国的新阶级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群落。相对于同属新阶级的专业人士、技术官僚,一批具有财富诉求和权利诉求的新阶级成员就构成了“公知”阶层。对,“公知”就是新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质是上流社会的内讧,对财富和权利分配不满而发生的内讧。诺姆?乔姆斯基曾尖锐地指出,新阶级从来没真正反对过当权机构,他们争名夺利,热衷于为政府和商人提供服务和辩护,随时准备做权力的奴仆

“公知”与六十年前的新阶级有显著不同,“公知”似乎不愿与工人、农民结成联盟,叫嚣要杀戮人民。如此看来,“公知”的诉求点不高,但是,我可以肯定,统治阶级的答复决不会满足“公知”的诉求。

在韩寒的三论叫嚣“杀戮人民”之前,杀戮人民的行动就早已开始。药家鑫一案中,“公知”们用道德优越感的眼光、悲天悯人的情怀、文本技术的理性来讨论死刑废除的问题,这正是违背“天理”而对人民采取杀戮的态度。其中,有个据说著名的“公知”叫熊培云的这样写道:“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这种极其“悲天悯怀”的浪漫抒情、而又脑残得近乎白痴的调调,充斥着“公知”们讨论的所有话题。不能就事论事。为了杀戮人民的信仰的“天理”宁愿扯蛋。而韩寒的三论,实质是代表“公知”向统治阶级表达没有别的更高诉求,只是求分一杯羹而已。韩寒三论背后的枪手,自然不是韩一和路金波。

“公知”们的底牌交出去了,没有同盟,也不想有同盟,统治阶级可以高枕无忧,但允许“公知”分点残汤剩炙吗?更加不许。“公知”们现在依仗的就是几句空头口号: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和理性。然而,这些漂亮的幌子在“公知”杀戮人民的过程中,早已被自己践踏到泥里去了,人民凭什么还相信你们?统治阶级凭还什么忌惮你们、还妄想火中取粟来分一杯羹?

通过阳谋收获的正义,只能是邪恶。“公知”们,还是再次温习你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哈耶克的这句话吧:“通往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用造假、蒙骗的方式尤其是

二、公民、意见领袖、当代鲁迅

公民、意见领袖和当代鲁迅这三项过誉的桂冠,都是南方系的报刊扣在韩寒的头上的,是误判还是参与造假?在所有证据链和常识都指向造假时,一家负责任的报纸应该勇于否认自己,特别是一家以“自由民主”为号召的报纸,更应如此,决不会登载《差生韩寒》这样越抹越黑的文章,这也许是“公知“们的傲慢,傲慢地面对常识、傲慢地面对民众。即使韩寒没有造假,他当得起“公民、意见领袖和当代鲁迅”吗?确定韩寒瘦弱的颈项能顶得起这三顶硕大无比的帽子?南方系至少应该重新估判。

公民某某,显然是套用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人民在法律都可称之为公民,公民也就是人民的另一称呼,用“公民某某”来评价一个人,看似普通,实则崇高。是说此人是公民的典范、大写的人,而又不是像雷锋般的人造伪人。我国缺少公民教育,南方系用“公民韩寒”冠之,也算煞费苦心。似清楚还朦胧。公民,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公民教育本起步很早,中途缺失,1913年,上海群益书社就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一书,其第一编:公民初步,第一编的第七章:公民之权利与义务。推荐南方系诸公阅读,简单对照文本,看看韩寒是否担得起“公民”二字。

“公知”也许认为在电视访谈中,用“活好”来评价女人是个人私权利,国家公权力无权介入,但不妨碍一般人行使个人私权来鄙视。我们先放开公民不谈,只是针对一个拿了身份证的有独立刑事、民事能力的人来说,韩寒现在的行为愧对他的身份证、愧对他三十岁的年纪。

胡适二十九岁在北大当教授时,也遭到学生的质疑,以致要被学生联名驱逐。胡适不吵不闹、不赌咒也不砸钱,而是用学识去征服。今天韩寒被质疑,又谩骂又赌咒还砸钱,就是吝啬学识,更可笑的是时时藏于父亲的羽下寻求保护。韩天才,你都三十岁了!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一个男人,在小时候就得靠自己,被人欺负了,告家长告老师,是被伙伴们瞧不起的行为。如果自己主动去撩拨别人,打不过时,又是找家长帮忙又是求老师给做主,尤其可耻。韩寒的告官,跟这一样,可他竟然不是小朋友,可他竟然是三十岁的大男人,这样的大男人竟然被称为“公民韩寒”。“公民”二字,在南方系眼里是不是廉价了点、是不是有重新给韩寒换顶帽子的必要?

如果南方系的“公知”们认为公民就该像韩寒这般,出了事去告官,恰恰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作为普通人的我,固执地坚持韩寒是造假的骗子,即使官说韩寒是一朵花,在这节骨眼上,我仍然相信常识。南方系的“公知”不愿取下“公民”这顶帽子,那也由他。反正是小丑,多一顶不合适的帽子,平添些许滑稽。但“意见领袖”这顶桂冠,“公知”们或可商榷否?

我以为能担起“意见领袖”的,或是意见本身有含金量,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或是意见人具有人格魅力,具备领导群伦的感召力。

仍举傅斯年与储安平为例。储安平的意见就“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1957年6月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这关系一个政府的组成和走向,之中写道:“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 姑且抛开意见本身正确与否不说,像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有含金量。傅斯年,则在求学期间就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以后,在学界、知识阶层有着同样的感召力。这样的人,才能顶得起“意见领袖”的帽子。

考量韩寒在这两个方面如何呢?“意见”,散见于他的博客中,其中没有一件属于独立思考、高屋建瓯、发微见著、具有可操作性的。皆是对具体的事件的牢骚,要命的是这些牢骚还皆非韩寒原创,网上草民早已将事件条分细缕,定论是固定的,牢骚也是现成的,只不过换种语句再说一遍。何以能领袖?着实不明白。在影响力方面,上了美国时代,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怎么认定的?投票,计得票多寡。这次倒韩事件中,大批韩粉倒戈,爆出有组织的刷票内幕,因为刷票造假而“有影响”。这就是程序造假,南方系当初可以说不知道,现在决不可说不知道。程序正义,是“公知”们信奉的第一要义,没有了程序正义,还有什么真可言?南方系当务之急,是尽快割离韩寒这个骗子,取下强扣在韩寒头上的这顶“意见领袖”大而不当的帽子,“公知”们的形象可救抑或烂掉,也还为未可知。

但南方系的“公知”们,当初用“意见领袖”替韩寒装扮时的心态很值得探究。南方系的“公知”诸公们,之所以将捧韩寒为“意见领袖”,自己甘愿隐身幕后,很大原因是给既当权者一颗定心丸,又是要挟。看,我们“公知”的意见不过尔尔,我们“公知”的领袖不过一混混,我们“公知”并无政治上的要求,识相的就赶快分我等一杯羹,因为混混自有混混的战法。大概这就是南方系的“公知”们借韩寒欲传达的意思。

南方系的“公知”们将“当代鲁迅”的大帽子扣在韩寒头上,我觉得特别扭,要说“公民”“意见领袖”尚可以误判来辩解,可鲁迅与韩寒,从思想、人格、文风、为文的角度,没有任何相似处。可能“公知”以为鲁迅爱骂人、又比较被各阶层接受,是个广受崇敬的人,所以就将为文粗鄙不堪的韩寒类比于鲁迅。鲁迅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中国人人性方面的弱点,现在的韩寒,倒很似鲁迅先生指出的那种人。鲁迅言辞尖刻,但不粗鄙;鲁迅与人论战,往往抓住其言行不一致、或文章前后的逻辑矛盾加以引申、以致荒谬,再施以痛打。韩寒现在的表现呢?是自己为文矛盾迭出、逻辑混乱,无法解释,只会一句我是天才,我能。说过我能却不肯走两步给大家观赏,看看不都解决了,用得着赌咒发誓报官吗?

最主要是鲁迅有人格、铮铮铁骨,当他遭到质疑时,他是拿起手中笔予以反击。先是徐源质疑,后徐志摩于1926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质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剽窃自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先生随即发表了《不是信》的长文反击。我们看到鲁迅先生不仅是走了两步,而且直冲过去,走得很快,质疑随之烟散了无痕。作家,是可以自证的。当你反击时,你的学识、你的观点就会自然显现,有没有干货在你的笔端会自然流露。无需过多辩解,懂行的人自然知道,韩寒担心的“作家无法自证”纯属从来没写过文章的文盲在杞人忧天。时年鲁迅35岁,可30岁的韩寒被质疑就只往他爹怀里钻,除此之外,只剩击鼓鸣冤求大人做主了。

将韩寒小儿呼为“当代鲁迅”,实欺我中华无人。

假如鲁迅先生看到一个小骗子坐在一堆稿纸中间,摆一个poss就妄想证明稿纸上的内容都是他的原创,而这个小骗子被“公知”们呼为“当代鲁迅”,后果将会如何,按鲁迅的脾气,将会向“公知”们索命。好自为之吧,南方系的“公知”们。

三、南方系

南方系一般指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网站和出版社,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南方周末》,但我以为《南方都市报》办得最好,订阅这份报纸直到2010年10月,并非它质量差了,而是因为我离开了深圳,订阅不方便,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是最好,不是之一。《南方周末》我一向购阅,曾经将看过的《南方周末》装订成册收藏,但这几年不大买它,是因为反感,偶尔买一份翻阅,总看到只讲自己的道理使人反感的文章,所以就放弃了。《南方人物周刊》,只看过几期,很恶心,大多以一种解构文化和人类基本道德的方式来造神,打造韩寒这尊伪神《周刊》可算使了吃奶的力,它以前还打造过罗永浩这尊神。这家媒体的掌门人实在应该记住,他叫“西门不暗”。

南方系旗下的媒体以“民主”为号召,践“言论自由”之行为,俨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帜。这样一面旗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世界经济导报》,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份报纸上,传播的是哲学层面的民主、展开的是体制方面的话题,姑且不论结论正确与否,我以为:这是超越新阶级的立场的思考和议论,不愧为公共知识分子。反观南方系,多是切入个案,没有将个案提出来上升一个层面进行思考,流于就事论事。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也相对肤浅,甚至完全反向,将精英专制主义理解为民主,同时简单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体形式,不能接受“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

再者,南方系本事隶属广东省委宣传部,可以理解的原因,南方系的知识分子在狭缝里生存,本身需要腾挪的轻功方能避免触雷,在躲闪腾挪中,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子,就是与权力或资本结盟,为权力和资本说话,前提是允许知识分子说些不伤筋骨的“民主”“自由”的话。产生这种结盟,知识分子大致不外两种心态,一种是投机心态,为了个人物质和精神利益;另一种仍是投心态,为了阶层利益,为了阶层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南方系传播的民主和自由更似权力博弈,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这从南方系报刊选题的倾向性可以读明白,“民主”与“自由”只是神仙打架时操的兵器,与老百姓所说的“民主”“自由”完全十三不靠。当因为这样那样不得已的原因与权力和资本结为一体时,南方系的“知识分子”们自然而必然地蜕变为了“公知”。

南方系“公知”大将“西门不暗”,名许庆亮,《南都周刊》的主编。此人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成色不大清楚,有也是不辨花香屎臭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者,为了反对某个目标而反对,不分是非曲直,为了反对可以不要做人的底线。

2011年9.18时,他在微博上这样戏谑:“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于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随后在一则微博说,某组织宣传八年抗战,而从不提十四年抗战,完全是欺骗。这真得给“公知”主编大人补补课,之所以说八年抗战,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算起,之前的战争算局部战争,不仅共产党这样算,国民党也是这么算,国民政府在1949年以前都是这么个算法。不能因为要反对就罔顾事实、栽赃谩骂啊。骂的起因不成立,骂法更显示你这个“公知”枉披一张人皮。随后,在怒斥声中,许庆亮在微博上向被侮辱的女性道歉了,道歉最后一句是这样:“爱国男青年们,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哪里凉快哪里呆着”。这就将这个南方系的“公知”做人的底线和他的愚蠢尽情展示在世人们面前。你错不仅是下流,是你伤害了民众的民族感情,错在没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你不明白吗?你不明白别人指责你什么吗?愚蠢如斯,真为南方系的“公知”们汗颜。这种行为,在你们推崇备至、无比向往的国度里,除了引咎辞职别无他途。

南方系的“公知”又是如何看待徐庆亮?百般维护,全无是非,只有小圈子利益。南方系“公知”群体的表现更像是一个黑社会的社团组织。

公民,这个普通而崇高的称谓,许庆亮他担不起,但就是这个自身也担不起“公民”的许庆亮却为我们塑造出了“公民韩寒”。《公民韩寒》就是《南都周刊》以封面文章形式鼓吹天下的。其间“公民”的成色我看是几近于无。

我怀疑,南方系“公知”里,如许庆亮这般格调低下、不分场合、不知轻重、又听不懂人话的妄人不在少数,“公知”的整体水平,说句不客气的话,在笔者之下、在许多普通网友之下。因为08年他们搞了份整体亮相的宣言书:《08,,,,县长》,就是从这份《县长》,我读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极其浮躁、民主意识或缺的行为艺术表演爱好者,之所以不称“艺术家 ”,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模仿哈维尔,所以不能称“家”。

《县长》的核心内容是19项基本主张,第一项“修改宪法”,明确了“主权在民”的立法原则。可从内容看,怎么看都似上表陈情的请愿书,而不是《县长》。《县长》应该将你们认为对的一二三详列明示,而不应说你们要怎样、要求如何。文本内容和体例就不恰。在《县长》中,同时用了“人民”和“公民”两个概念,但都没界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条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没有激昂革命情绪的废话,清清楚楚,也不玩概念游戏。集海内外“公知”合力弄出的县长却如此不严谨,然而,这些“公知”又都有较高的学历,同时,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什么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除了浮躁,别无解释。

“公知”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也是千里之谬。

县长中有个要求,就是要求立法,立个“出版法”以保证出版自由。殊不知,在宪法规定下,任何附加条款都是对该项自由的禁锢和践踏。不明白“公知”们何以主动强求别人给他上副镣铐,而且情绪激动,不给还不行,只能说“公知”们作秀。他们民主自由的意识会使先贤汗颜。九十多年前,北洋政府也想限制人民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于民国三年颁布《出版法》。1920年,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微、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联名在《晨报》上发表文章,“争自由的宣言”。指斥《出版法》违反宪法,是限制出版自由。文中说:“《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书图书的自由,交给警察官署或县知事处理,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故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推行新闻检查制度,各地即以拒检运动相抗衡。2008年,“公知”们殚精竭虑撰成个县长,竟是请愿要求制定“出版法”! 如果读读五四时期,章士钊、高一涵等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阐述,就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当代“公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先贤比较,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出版的自由,以及所有县长里所提及的自由。你们重新提一遍,意义何在?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督促政府切实履行这些宪法保障的自由,而不是节外生枝,在宪法允若之外在行立法去限制它。政府不行,“公知”们要求更不行。公共知识分子会切实推动民主进程,给人民带来可见的利益,而不会像“公知”们这般如戏子做戏,签名贴一纸标签,入了梨园就取得表演的资格登台唱戏。你们不是自由民主的追求者,你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公知”们的浮躁和对自由民主的误解是他们与权力和资本结盟的内在因素。南方系“公知”一旦与权力和资本结盟,必然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民主为其所用而存、自由为其服务而在,事实确然如此。

2007年夏天,《南方都市报》全面封杀海外学人薛涌的文章,起因是薛涌写了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被拒绝刊载,而后,薛涌认为《南方都市报》违背了一个媒体应该持有的公正立场,也违反了当初他们两者的君子协定,一家鼓吹民主自由的媒体,置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于不顾、说明中国民主道路还很漫长。《南方都市报》回复根本不存在“君子协定”这一说,编辑有权决定稿件的取舍,同时认为薛涌在这篇文章的基本判断错误,编辑说根据现实经验和个人与茅接触的体验判断 ,茅于轼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说其为既得利益者代言与事实不符。之后,薛涌被南方系全面封杀,薛与南都报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关于南方系封杀薛涌,我有如下解读。

编辑决定稿件的用弃,确实是他的权利,比如我投稿,全是泥牛入海,这时编辑的标准是,作者是谁、有无名气?文笔如何?所述是否事实、得出结论和判断有无价值。这当然对。可《南方都市报》既然请薛涌开专栏,当然对“名气”和“文笔”是认可的,那么只有违背事实、结论和判断毫无价值这方面,使编辑行使他否决的权力。然而,果真没有滥用媒体的权利吗?

茅于轼说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基于这个事实,薛涌判断茅于轼是为既得利益者代言并提出批评。也许这个判断和结论是错误的,可也是一家之言、一种声音,南方系报刊既然允许正确的一方发言,又何惧错误的言论刊载呢。学者之间辩论,正确与否,普通百姓能够瞧得明白,如果“正确”,那么在言论交锋中就能更加凸显出他的正确、更加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南方都市报》有何惧哉?《南方都市报》似不必打抱不平为“正确”的一方灭另一方的批评声音,如此所为,倒显得“正确”得毫无根基,被人一指头就能戳倒似的,必得南方系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牌坊来维护。就此,《南方都市报》失去了它“言论自由”的立场。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取己所好,不合自己胃口的言论也是不给“自由”的,与民主自由人士所不屑的“五毛”报刊其实没有分别,区别就在于所持的观点和立场。

当然,一家媒体有倾向性,无可厚非;对有悖于倾向的观点,组织文章进行批驳,这也正当,但对批评直接封杀,则匪夷所思。除非是被批评的对象荒谬绝伦,一批就倒,怕草根民众看到其中的骗局,所以出手保护;或者,媒体人自以为是上帝,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引导民众走上一条光明的“民主”大道,而草根民众是群氓,不可有所怀疑、复置一词。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自以为上帝的幻觉。上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先生聚集了一批时贤,在打倒了北方军阀后,计划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实现共和国的宪政。军政即为军事管制,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成分自不必说。训政则是将政党当成了人民的保姆、人民的教师、人民的守护神,教人民怎么做主人,训导人民这个阿斗如何行使“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也许,孙中山怀有善良的愿望,但通过邪恶的手段一定会得到邪恶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训政的结果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后来,另一党团结一批反独裁争自由的精英推翻了国民党,但他们同样认为人民是愚蠢的,需要他们来代表,进而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母亲。那么,孩子是没权利向母亲要民主的,其结果如何?政党,由人组成,如果这些人一直以来以母亲的身份指导人民如何生活,他会在某一天太阳升起时,说:“今天开始,民主了,母亲不做了,改做丫鬟了”。会吗?你信吗?

南方系媒体持之以恒地提醒我们“不会”,却欲使草根民众相信他们会,他们是圣人。即使是圣人,也无权剥夺普通民众独立思考、个人判断的权利啊。或正如南都报编辑所说,茅于轼是个高尚的人,他不可能为既得利益者代言。那是你媒体的观点,或许你对,但要允许错误的观点存在不是?遇到我二傻子偏喜欢坚持错误,勿须你替我引导方向、教我识别好人坏人。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不正是南方系所坚持所维护的吗?为什么用在自己身上,就那么爱代表呢,还要代表别人思想、代表别人进行判断?何况,南都报的判断是那么经不起推敲,一个人是否高尚,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一个人待人接物是否谦逊,也决不能说明此人不会做“既得利益者”的狗。

基于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实践,《南方都市报》即使没有与薛涌的君子协定,也当允许薛涌的批评文章,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君子协定”据薛涌说,就是如果不是官方撤稿,编辑不可凭个人好恶取夺,《南方都市报》编辑否定有此协定。南方系的“公知”,有着中国所有知识人特具的癖性,就是掌握知识的傲慢,而南方系的“公知”则有天生掌握“民主”“自由”的傲慢。这“民主”“自由”对民众傲慢起来,民众就当你们放屁。其中,《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的屁,尤其花样百出,竟然左右开弓能将自个脸给煽肿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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