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原罪与本罪 作者:倍 魄

 韩寒的原罪与本罪
  ——兼析犬儒主义还是反智主义?
 
  □倍 魄
 
  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时候,其言论的广效传播和被大尺度容忍的高抬贵手,都足以证明他的社会影响力在中国几乎达到无人能及的程度。而当他随即被质疑“人造韩寒”,高富帅地悬赏2000万寻求代笔人,而范冰冰也跟着追风2000万时,韩寒显然已经是中国上流社会的一员,人人都爱韩寒:富翁爱他,广告主签他,明星护他,媒体捧他,公知赞他,屌丝粉他。
  发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富翁,很多人和他的企业都背负着“原罪”,这些原罪是公识,被确认被讨论,基本被悬置未追究。改革涉及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利益的博奕,“原罪”是代价也是筹码。
  质疑韩寒的过程发展到现在,总结下来,韩寒的发迹过程与上述类似,既有原罪也有本罪。归纳分类一下:
  ⑴ 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弊和其后的小说、博客代笔,属于“原罪”;
  ⑵ 韩寒和“韩寒”的言论及思想的谬误,属于“本罪”;
  ⑶ “韩寒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对韩寒现象的反思,属于追究“泛罪”。玩世主义、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等都是泛罪的罪名。
  “原罪”和“本罪”两词来自基督教,引用过来只是比喻,请挺韩者不要对此反应过激,将此视为质疑派“搞文革”的铁证。
  挺韩者现在依然不承认韩寒的原罪,他们无视韩寒起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违规和作弊,虽然他们只要去看看《萌芽》主编赵长天的微博就能看见他对当年错误的承认和难圆其说;虽然,他们只要肯去访问石毓智博士的博客,了解语言指纹鉴定技术和他据此对韩寒小说和博客的技术分析,就可以轻易看到质疑韩寒并不是恶意构陷,而是以理性原则、科学精神和技术方法为基础的对真相的追寻;虽然他们只要愿意去看看方舟子和张放等人对《求医》《书店》和《三重门》的文本分析,以及网上大量的韩寒自己的谈话视频,哪怕是韩寒的经纪人路金波关于韩寒“懒,不学无术”的招供,就能确信韩寒没有能力写出字通句顺的文章。但是,挺韩者还是要宣称,质疑者是在构陷韩寒。
  而质疑者没有停下脚步,相对于挺韩者对原罪的闭目塞听,质疑者行进得要远很多。甚至是从倒韩的开始阶段,就有学者在讨论“韩寒”的本罪和韩寒现象的泛罪。质疑者没有侦察的能力和权力,从目前来看,对于原罪的质疑已经足够充分和有力了。现在是时候来论证“韩寒”的本罪和韩寒现象的泛罪。
  就像资本的原罪可以后期洗白,通过产业转型和升级,通过企业家慈善来让人们淡望原罪,“韩寒”真正被拔高到“公民韩寒”和“当代鲁迅”地位,是通过博客杂文,经由骂文坛和诗歌,进而转战时事批评来实现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是“韩寒”思想的顶峰和集中展现。我们在韩三篇中可以随处看见“韩寒”对国民素质的蔑视:
  “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还有概念的混淆和错误:
  “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
  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以及牢骚之外的无计可施和语焉不详的“改良”:
  “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可以看出来,韩三篇其实没有任何思想高度,甚至包含很多常识错误。“革命”既不可能也不赞成,“民主”现在搞只能是坏民主,从三篇的顺序和逻辑来看,“韩寒”的意思好像是中国的改良要从“自由”入手,但“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所以,“韩寒”在满腹牢骚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改良”,只不过是给出了“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这一点点的建议性意见。
  所以,韩三篇主要反映的是“韩寒”的现代犬儒主义的思想特征。我们可以再次强调它的特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在犬儒遍地的中国现世社会,“韩寒”的现代犬儒主义思想只是一种自然的书写和呈现。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指出:
  “在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共识的社会里,尤其容易出现随意解释民主的情况,也尤其容易出现在民主问题上的两种犬儒主义:一是利用缺乏民主传统和对民主共识的脆弱,冒民主之名而行‘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机会主义;二是在理论的‘象牙塔’里回避对真假民主的判断。……
  公众生活‘假面化’已在中国形成了‘体制性犬儒主义’,它表现为谎言的合理合法化和普遍理性的丧失。‘体制性犬儒主义’由权力(在上者)型犬儒主义和弱者(在下者)型犬儒主义两部份组成。‘权力型犬儒主义’是官方的话语及行为,其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弱者型犬儒主义’即受制的大众的反应,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改革的失望,并由此转化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接受。”
  显然,按照徐贲教授的划分方法,“韩寒”的犬儒思想属于弱者型犬儒主义。
  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反思韩寒现象时使用的术语是“反智主义”,并结合中国文革的现实,应当属于对韩寒现象的“泛罪”的学术梳理。因此,在讨论“韩寒”和韩寒现象时,到底是“犬儒主义”还是“反智主义”更贴近实质呢?或者是说,犬儒主义和反智主义是不是“韩寒”和韩寒现象的实质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呢?
  我们首先澄清三个基本的事实:
  ⑴ 犬儒主义和反智主义都是外来语,不可能百分之百切中中国问题的现实。而在这个浮躁的现世,我们思考深度和学术能力又没有创造出更精确的术语,我们只能借用这些术语以达到讨论的准确。这恰又反证了中国思想界的“犬儒”和反智主义的合理性;
  ⑵ 反智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类分: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⑶ 在质疑韩寒的学者当中,既有高举“打倒反智主义”大旗的肖鹰,也有自称“反智的书生”的旅美学者薛涌。韩寒现象既被当作反智主义反对,也被自称的反智者反对。
  稍加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反智主义本身具有两种类型,在中国,反对智性与反对弊败不堪的中国学术是并立而行的,在逻辑上也并不矛盾。在这样的纷繁之中,韩寒现象加强注释了“读书无用论”,而“韩寒”通过骂文坛骂作协骂诗歌和诗人,通过这一类型的反智,又加强了韩寒现象,让“韩寒”深得民心。可以说,“韩寒”以正当的反智(反对弊败不堪的中国官方文化权威)获得了社会声誉,又因此造就了韩寒现象,这一现象因韩寒独特的文化符号身份而加强注释了不正当的反智(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全都可鄙)。
  中国还远远不是常识普及的社会,信息被限制和思想被灌输,公民社会的愿景离我们尚且遥远,因此,在中国,反智性的反智主义还不可能是反对智识本身对人性的压抑,不可能是拥有智识之后对智识的警惕。中国的反智主义只能是浅表的读书无用论,是对知识分子一概的鄙视和不信任。薛涌和肖鹰当然都反对这种读书无用论的反智主义。
  另一方面,在思想学术上,智性与知识分子严重脱离,反对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官方权威,因此又不必然造成对智性的反对,反尔会因其正当性而深合众意。“韩寒”故而受人追捧,薛涌因此自称“反智的书生”。
  在后启蒙的社会,两种类型的反智主义并无太大矛盾,反对智性与反对知识分子,反映的几乎是同一种社会情绪。而在现世的中国,两种类型的反智主义却相当分离:读书无用论极其荒谬,而对知识和文艺权威的反对却十分合理。
 
  韩寒和“韩寒”以及韩寒现象,的确是中国纷繁世象的缩影,厘清韩寒的原罪、“韩寒”的本罪和韩寒现象的泛罪,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思维理性的重构,是一种建设性。“韩寒”不是相信改良吗?思想上的改良恰好可以从辩析“韩寒”开始。
 
  2012/4/9
 
  延伸阅读: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徐贲《从“大众民族主义”看新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
  清华大学教授 肖鹰《韩寒神话与当代反智主义》
  旅美学者 薛涌《韩寒的政治投机》《韩寒为什么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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